为全人类第一季

全片以李善德视角展开，讲述一名九品小吏如何完成从岭南运送荔枝至长安的不可能任务。

开头几个转场，从初入朝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登科少年郎，到案牍十八载的职场老实人，立住了李善德的人物形象，耿直不虚，勤勤恳恳。

直到莫名被卷入权宦之争，接下荔枝使的任务，故事才算步入正题。

电影前半部分时不时穿插一些小笑点，让人忍俊不禁，后半部分，当越来越了解李善德，他像是每一个历史里认真经营生活的小人物，像当下的每一个普通人，让人情不自禁同他共喜悲。

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小吏的位置上一生默默无闻。

可命运的瓢偏舀起这捧清水，把他安在荔枝使的位置上，投入朝局的纷争中。

电影安排了两处大转折，一处是主角对做官的悟。

李善德在岭南几经奔波终于试出了一个可行的荔枝转运方略，他喜极奔回长安，却被各个部门推脱，无路可走时又被鱼朝恩抢功冤入狱中。

好友杜子美前往狱中告诉他和光同尘的道理。

李善德悟了，又得杨国忠的助力，却也卷入了权宦之争。

另一处转折在他对本心的坚持。

眼看荔枝转运要成，觥筹交错间也逐渐摸到官场之道，好不春风得意。

但进退之间有太多的不得已，不得已负得诸多好友，却也难换一隅心安。

护送荔枝路上，他失去了太多，护不住阿僮的荔枝园，守不住对苏谅的承诺。

他的心一直在挣扎，直到看到逃驿的账本，一瓮荔枝，承载了无数百姓的苦难和血泪。

在功名在即时，他还是那个耿直人，要把荔枝里面的利害与杨国忠陈明个清楚明白，这几月熬白了头发的他，像是十八年前城门前初入繁华的少年郎，一句为民做官入长安，半生劳碌奔波案牍忙。

最终圣人一盘绿李保住了李善德的性命，流放了岭南，是祸亦是福，正避开了安史之乱，而他听到长安沦陷的消息，只默默走到荔枝树下，吃了许多的荔枝，淌了许多难言的泪。

电影切入长安的闪回，他的好友杜子美尚在长安，从此风雨一生。

作为看过原著的人，真实感受到了电影本身的诚意，它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原著的精神内核。

原著人物伴随故事深入逐一登场，不时出主意的杜子美、交于利成于情的胡商苏谅、荔枝园爽言爽语的阿僮。

镜头语言细密无一处闲笔，每一个人物都写尽了历史中小人物的底色，扣住了小人物穿针，大历史引线的叙事节奏。

当电影片尾曲响起时，曲意正呼应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安得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多少文人志士身抱横渠四问之志，想成就一番理想与事业，可时势难为，历史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便是一座山，最终也是劳劳碌碌无留痕，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浪潮里是如此微弱。

但电影和原著故事想说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一骑红尘下的万家灯火，是稚子昂首念出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电影原著作者马伯庸老师也在今天的见面会上分享了他对于历史和个人的想法，他先说了一个关于砖块的故事。

在曹操宗族墓群考古中，出土了一块公元170年的砖块，刻了一段工匠被压榨后充满怨气的话语：“王复！

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

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其中“仓天乃死”与14年后的黄巾起义口号仅一字之差，可见底层民众之苦已久，一句怨语更似乱世将至的预言。

一个人的声音融入到千千万万人的声音里，便成了势。

宏观历史的不可抗并无碍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普通人，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人，过好自己的一生便已是不负此生。

诸多水滴聚流、汇江、成海，最终成就那滔滔的历史大势，如何不能说作为水滴的我们与时代、历史同呼吸共脉搏？

全片印象最深的，是贵妃生辰宴上还未碰触荔枝便收回的纤纤玉手。

这只收回去的手，算是为杨贵妃这个老背锅侠正名了。

当李善德带着仅存的那一瓮荔枝飞骑入长安，重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名句。

当那些红彤彤的果子被小心翼翼地清洗，放在冒着丝丝缕缕白气的冰块上，垒成了一座小山，在无数宫人好奇、欣羡的眼光中穿过人山人海，被呈放到案上时，观众会愕然发现：它不过是贵妃面前无数珍奇水果中的一种。

甚至毫不起眼。

所以，贵妃看到它时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本来要伸出手拿一颗浅尝，也因为被安禄山之子献舞的热闹给吸引过去而收回了手。

这个镜头讽刺效果直接拉满。

贵妃爱不爱吃荔枝不重要，贵妃吃没吃一颗荔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着「送荔枝鲜给贵妃贺寿」这一由头，有太多人可以从中得利了。

杨国忠为什么给李善德自己的腰牌去促成这件事？

不是爱妹情深也不是为了和鱼朝恩争宠（这个只是捎带），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可能很多人没听懂李善德最后跟杨国忠算的那笔账，我把原著贴上来：

简单来说，就是以运荔枝这个名目，从百姓身上榨取了五万多贯钱，其中三万多贯用来运输荔枝，还结余了两万多贯。

这「赚到」的两万多贯，是入了杨国忠的腰包，还是唐明皇的私库，那就是蝼蚁们所不可知的了。

而最终，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时，出来为此背锅的，却是那祸国妖妃，红颜祸水。

仿佛只要她不吃荔枝，这盛唐便可持续万年。

李善德只是一个小小的荔枝使，便从转运荔枝这一个项目里为「上头」找到由头赚了两万多贯钱，那么寿宴上那一桌子的水果，又是多少「XX使」花了多少钱送来的，又从中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简直不敢细想。

这也是为什么杨国忠轻飘飘地说了句：「要说那荔枝的味道，就那么回事吧」之后，却话锋一转说要将鲜荔枝办为每年的常例。

因为贵妃爱不爱吃荔枝是整件事里最微不足道的，他们只不过是「需要」找个借口为贵妃送荔枝罢了。

不巧立名目，他们又怎么捞钱呢？

就像到了清朝，宣统四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宫里一年的伙食费是白银16万1432两8钱2分，要知道当时溥仪已经退位，宫里只有太后和几个太妃，东北和华北的多处皇庄里每年还要上交大量粮食和野味，但也靡费至此。

这不是因为溥仪是个大胃王，一天要吃八顿满汉全席，而是内务府的采买从中可以操作的空间太多了。

据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宫廷所用的大葱报价240文每斤、菠菜300文每斤，而嘉庆元年的一份内务府档案记载，当时的葱每斤7文、菠菜每斤12文。

内务府报价注水是常事，即便如此，80年间报价竟然涨了几十倍，也实在太惊人了。

再对照清末民间物价的调查来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北京物流最不发达，物价最高的时候，但1斤羊肉的价格仍然不足宫廷大葱的一半，是菠菜的三分之一，可见内务府及相关太监的回扣拿了有多少，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据杨原《如果故宫会说话》）更别提著名的道光帝吃不起鸡蛋的故事了，毕竟内务府给他的报价是十两银子一枚。

《长安的荔枝》还戳穿了延续千百年的另一重谎言：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是下头执行坏了；上头是好的，只不过他老婆老吹枕头风；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总有奸佞小人蒙蔽他的双眼……总之，千错万错，都是下面人和身边人的错，「上头」不可能错。

要不说《长安的荔枝》要不是套个安史之乱的皮，恐怕都过不了审呢，这借古讽今的辛辣程度，真的是……说句难听的，老百姓最怕天灾人祸，但有的人巴不得年年黄河肆虐百姓流离失所，因为赈灾的钱粮又是一块大肥肉，得打破脑袋去抢嘞！

远的不说，就说那三年……

李善德去岭南运荔枝的这一路，见微知著，瞥见的是这个煌煌盛世之下制度性的崩坏。

当杨国忠说出「规则是留给不够强大的人的」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手中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难为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

你说，这样的局面是一个手中无权的贵妃造成的？

贵妃可真背不了这么大的锅。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我当 逐明月枕清风 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我当 工有所偿 学有所用 无人欺我无依傍我当 敬来路敬高山 敬春日花开花落的街巷我当 敬那庙堂之外的月光我当 逐明月枕清风 一身坦荡明晃晃斥魍魉我当 工有所偿 学有所用 无人笑我不自量我当 见长河水汤汤 谁千古留名不过纸半张我当 赴那无名无状的月光大傻子老李： 总觉得如何称呼你，都会显得生分，就且容我以苏谅的方式称呼你吧，也算是与我曾被称为“蠢奴”有一番呼应。

生死相别已有一年，如今，你已被流放岭南日日种荔枝，阿僮虽尚未原谅你，但她也不过嘴硬心软，她知道你所受之身心折磨难以言喻，终是会对你放下成见的。

其实，我见你如今这番，心中多少有些欣慰，于你而言，这或许已是得以安度余生的最好方式了，可以让你在运送鲜荔枝时白的头发，能生出几缕青丝来。

然而，当你自苏谅兄长口中得知安禄山叛乱，朝廷溃不成兵，长安已经沦陷时，你那经历一年才难得平静的心，终究难以自持又起了波澜。

独自一个人到荔枝林中边吃荔枝边哭，你是不是想起我了，是不是想起我们这些为了运送荔枝而牺牲的伙伴们了，是不是想起了那些因运送鲜荔枝劳民伤财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们了？

你会不会想象圣人从长安落荒而逃时是何等狼狈不堪？

若不是他的昏庸，岂会有那么多事端，从长安到岭南这一路多少佞臣从中贪赃枉法，皆因他的贪图享乐，甚至无力对抗这些死而不僵百足之虫的你，也难逃一分罪责。

你会不会有一刻埋怨安禄山？

若是早一年起兵，或许我们这些人虽会经历乱世，或许多几丝苟活于世的机会。

大傻子老李，你是真傻，若你问我，我便会告诉你，我不愿以“林邑奴”苟活长命百岁，我宁愿以“林邑人”在正当年华死去。

你还记得吗？

你我的首次相遇，是在岭南经略使府中。

那一日，我因弄丢了孔雀，被赵辛民用鞭子抽得血肉模糊。

这原本不过是我挨鞭子日常中平平无奇的一日，直到你风尘仆仆而来，向经略使共商运送鲜荔枝回长安之法，却也一来便先挨了一顿揍。

后来，我们遇见苏谅、阿僮等人，共同经历的种种，那一日的难堪，反而有些绝处逢生之感。

我甚至想感谢将我和五府通行符牒一道丢给你的赵辛民，哪怕他总拿鞭子抽我，哪怕他总是叫我“蠢奴”，哪怕他只是想让我当探子暗地里传消息，但是自我跟上你的那一刻，我的命运便再不是奴隶。

做探子之事，我一直未向你正式道歉过，而你也并未放在心上，或是你深知我对赵辛民的恐惧，深知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深知你我在日夜相处中的情谊并非虚妄，你我皆付出了真心。

至今，我仍忘不了你敬我的那一碗酒。

奴隶的喉咙只配吞咽馊水，哪敢碰主人的酒碗？

可您硬把碗塞进我哆嗦的手里，酒滚进喉咙时，我浑身都在发抖，你拆掉了我心中看不见的枷锁——主奴之间的高墙，不过是一层薄纸，而你亲手撕碎了它。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敬酒，被当作“人”看待，被当作“朋友”对待。

那一碗酒于我而言，就是当“人”的滋味。

也是那时起，我才真正相信你会带我回长安，我才真正对长安心生了向往。

然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无人会知道那寥寥几颗鲜荔枝的红，是由多少人的鲜血浸染而来。

长安于我始终太遥远了，我们翻山越岭、跨江渡河，我拼死报信，你一夜白头，也还是在长安城外中了埋伏。

焚烧的烈火，凄厉的哀嚎，一坛坛荔枝破碎的声响，充斥着那个悬崖边，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遇害，只剩下你我殊死一搏，最终，我未能随你抵达长安。

你我二人皆为被这世道磋磨的可怜人，你是第一个将我视为朋友之人，亦是我在这世间唯一的朋友，为此生死无惧，跪着活百年，不如挺胸做一刻真的人。

后来你离开了吃人的长安，为我立了墓碑，刻的不是“林邑奴”，而是“义友林邑人之墓”。

这座墓碑于我是何等的贵重，你仍记得我，将我作为你的朋友记得，我也有名有姓，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一切已是我此生莫大的值得。

所以，大傻子老李，我从未后悔过，你也莫要为我等悲伤。

若有不舍，那就每年将新酿的荔枝酒洒在墓碑前便罢，让我也可一品你种出荔枝的鲜甜，足矣。

岭南旧友 林邑人遥遥一抬手 致万乡 致盛唐致我生如尘 世无双 风一扬愿这世间王侯与稚儿 皆可沐朝阳我敬 千军万马蹄下 那朵花我敬 燕儿满口泥 安的家

250716 / 本身可以很精彩的故事，经大鹏的审丑，又成了令人安心的一坨。

朋友侠分食进口酒，海量的现代尬梗，直白台词的填鸭式剧情解说，少看二十分钟都不带看不懂的，大鹏你是懂击穿下沉市场的。

镜头嘛：动作是割裂的，台词却无时间差；闲着没事就从侧后方拍人腮帮子，是老戏骨秀演技新方式吗；鱼眼效果滥用，动不动加速，帧率低成ppt了镜头还要高速移动，配上那土嗨rap你就摇吧，比隔壁F1都狂。

音效吧，那叫一个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踹人、砍树、脚步、击鼓、号角、马倒了、人倒了、饭碗倒了、李子倒了，哎哟音效最高规格——顶上！

噔噔咚咚噼里啪啦乒铃哐啷，bgm还跟红色晚会似的，大鹏从悬崖爬上来我都以为要去堵炮口了。

同样是悬崖，一文职、一马、一傻子，看人玩得多惊险刺激，隔壁侏罗纪特种兵速来偷师啊。

大鹏，台词那叫一个和缓，脸色那叫一个卑微，全程的处理不带变的，一路上又是滋血又是抹泪又是甲缝藏老泥，配合蜡黄圆脸旁那两撮鲶鱼须，谁看了不说他善啊苦啊。

这套演法23年你不都用过了，新招没憋出来就又来骗钱，快给朕端走。

最后，木棉花瓣还能这么飘啊，有冇搞错？

（抬头看眼自己ip）

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部电影要说啥，所以怎么讲好故事就很考验剧本了。

大鹏演农业部下属管后勤二级局的李副科长，先奠定基调：业务能力好情商低的人在职场啥也不是。

然后用一堆摸鱼、画饼、房贷、踢皮球的梗活跃一下气氛，这都是大鹏雷打不动的惯用套路。

这部电影后续要演好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见微知著，通过小故事小人物串起来调动观众情绪，他现在很喜欢通过巨大的反差来玩：前面轻松写意，后续悲惨绝望。

我听到现场观众反馈最满意的片段就是林邑奴跑马拉松和救主赴死。

李善德的人设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开绝学,为万盛开太平。

但是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公务员，不管在片中还是在现实中谈这些，大家都只能感受到喜感。

表面上好像在说：克己奉公、勤奋努力就能做好工作，其实表达的是干什么都得有贵人相助、处理好人际关系才是第一位。

可惜这部分的情节交代很粗糙：苏谅尚且还能解释为投资利用，而阿僮莫名其妙对他好，就因为他笨拙的做一点农活？

嘴上说最烦谈生意，显得好像是不为名利、就为真情实意，可真相是越是底层人越精于算计，因为底层的生存空间更有限，不这样做很难活下去。

反而是富甲不在意这些，因为他们知道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亏了也不影响生活，你看苏谅即便被罚的倾家荡产，后来不还是去波斯做生意做得比他哥还成功。

每个人都只会坐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与自己利益冲突，那就要使绊子出阴招，最后啥也办不成。

所以老乡杜少陵说得对：与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你只有替别人着想，别人才会替你分忧。

送荔枝是敕令，它是苦差还是肥差就看你怎么理解，它可以是一次性的运动，也可能成为长效机制，里头的操作空间极大，赚钱还是砍头都有可能。

赔钱的买卖没人做，砍头的生意多的是人做。

你李善德业务是好，但别人凭什么要帮你？

做好了是你的功劳，搞砸了经手的部门都要追责，所以要把别人的功劳记上。

可即便是这样也是困难重重，直到他拿到了右相令牌，享受到了权力的快感，也感受到了效率，那这时候的李善德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应该善加利用这权力，为苍生立心，为生民立命？

或者反过来想想：这工作幸好是让我来做，换了别人，那能是五万贯打得住的吗？

我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去继续握住这份权力不落贼人之手尽我所能帮助那些苦难老百姓？

在现实中，砍树时，李善德是听不到哭声的。

他这时候要考虑全盘工作，特别是后勤补给和物流，不可能站在那儿当监工，更别提京城的大爷们。

所以他去责问杨国忠，是非常抽象的行为艺术，充满喜剧效果，杨国忠更是不可能被他两句话气到拿着金刚杵砸他，多跌份哪！

杨国忠从佛的眼里看坊间，暗示他在这里就是代表真理——我一个至高真理、一个制定游戏规则者，你九品监事连见我都不配，配让我揍吗？

李善德这种精打细算一辈子的人，我不信他不知道忤逆权力的后果，也不会不知道权力的作用，你上个月还四处碰壁转头就能号令百官、你老婆孩子前两天还跪在城门口等着砍头呢！

“如果你觉得朝廷不好，就去考编做官”，不是吗？

至于贵妃吃没吃荔枝，根本就不重要。

马伯庸小说的套路都是借古讽今，最后落一句是朝廷腐败就过去了，其实真正要哭的可不是被流放的李善德。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

好在切实聚焦历史的当代性。

基本沿袭的是《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拿戏谑对抗庄重，用轻巧消解宏大，以荒诞对抗法典。

比《妖猫传》好。

《妖猫传》是惋惜，对偌大的长安城被毁灭之后的惋惜。

翻开新旧《唐书》，翻开《通鉴》，天宝年、多浩瀚，字字珠玑，行行锦绣。

圣心宸断、庙堂博弈、边疆烽火、异域来朝……陈凯歌一辈子饯行小布尔乔亚的悲哀与欢歌，《妖猫传》的惋惜，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悲悯。

《长安的荔枝》是践踏。

阿房皇皇，我住得吗？

锦绣长安，我居得吗？

万国笙歌醉太平，与我有关吗？

比小说也好。

类型片要的就是商业、直接、狂欢、“爽”。

掘进历史的泥泞，扒开盛世华服下溃烂的疮疤。

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高潮戏，大鹏拍出来了。

圣人不在意荔枝，娘娘也不在意。

杨国忠不在意，鱼朝恩也不在意。

这颗小小的玩意，不是大人物们在意的东西。

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考量，国格、荣辱、仕途、天威，以及“面子”。

史书逻辑，向来是自上而下的俯瞰。

荔枝也好，稻田也罢，都是黔首在乎的东西。

再苦一苦百姓，熬过这一阵就好了。

上大人怕的是史书上遗臭万年，老百姓怕的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罪己诏”也好，“登多景楼”也罢，本质上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与表演。

饿死的人，再也活不了了。

读史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悲壮”陷阱。

史册墨痕未干处，尽是帝王将相的“不得已”：崇祯煤山自缢，“君王死社稷”、悲壮；岳武穆风波亭血染，“忠良蒙冤”、悲壮；颜鲁公骂贼而死，“气节千秋”、悲壮……笔墨酣畅，慷慨激昂，读史者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悲壮”，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叙事。

它只属于青史留名者。

它赋予失败以美学，赋予死亡以崇高。

所有支撑这“悲壮”的、沉默的、被消耗的亿万生命，他们的恐惧、饥饿、血泪、无声的消亡，则被排除在这悲壮的戏剧之外。

“悲壮”陷阱，巧妙地将历史罪责与苦难转移、升华。

它将系统性、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跌宕；将万千蝼蚁的集体性死亡，消解为英雄史诗的必要注脚。

读史者沉浸在“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中，涕泪俱下。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它拍出了悲悯。

真正的悲悯，应当向下，穿透这层障壁，照亮那些连悲壮都配不上的、沉默的牺牲。

首先声明，这部电影能感受到大鹏的诚意，小说改编影视难度很大，大鹏导演很有勇气也很认真。

我作为外行人不该做太多批评，只是作为原著读者和一名观众说说我的意见。

影版《长安的荔枝》稍微有一点原著的味道，但是完全做不到原著的鞭辟入里，对于应该深入表现的对立冲突表现得很显白，平民之怒的力度还不够。

先谈谈好的地方。

1. 杨国忠部分的表现很好，压迫感很足，镜头和布景都很好，结尾两人的对峙戏还可以。

佛像之眼运用得很妙：一面看，杨国忠是通过佛像之眼俯瞰众生。

从高高在上的姿态，到他以佛像为背景，都是他掌权的威压的体现。

另一面看，佛像的眼珠就是杨国忠，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尊之为信仰与规范的其实是这些掌权之人。

这就和主旨相合了。

2. 此外，郑玉婷线表现得还可以，木棉花的支线挺好，在虚与委蛇的官场之外加了温暖的亲情和友情线，更有人情味了。

3.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新解读也不错。

一骑是拼死奔劳的小官，红尘是亲情是长安百姓，妃子笑是底层无人能见的一个虚影，而劳民伤财运来的荔枝则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符号，此时它本身的食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取缔了，没人在乎它好不好吃——荒谬且悲凉。

4. 苏谅的改动有好有不好，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像一个富二代，年龄下调，比较好炒cp，大家更能接受。

但是，李善德在荔枝专运中的背叛感被苏谅的无条件原谅消解，致使最后的对峙戏情绪没有被拉到高点，这是遗憾之处。

接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

1. 杜少陵人设改。

原著的杜甫其实承担了理想主义对照组的作用，他没有韩洄（这个人物电影里删了）那么圆滑，也没有李善德这么憋屈。

他对于苍生的理想主义是李善德最后幡然醒悟而怒发冲冠的重要关键。

可惜电影里把杜甫改成了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甚至可以点醒李善德的人。

大家看得时候不会觉得奇怪吗？

这样一个杜少陵，为什么后来会漂泊至茅屋草堂呢？

OOC啦家人。

2. 重要情节删节。

这也与1息息相关。

我看原著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后附图），杜甫前面提到的长安门旁上好坊和后面李善德竭力于贵妃生辰之日抵达的上好坊实际上形成了呼应。

极尽奢靡繁华的城中有这样一片荒凉悲戚之所在，这种鲜明的对立刺痛了李善德的神经。

本质上李善德还是一个读了书当了官的上层阶级里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生活彼时他还没能完全感同身受。

是这些细节敲实了李善德对于黔首黎民的深切同情。

电影里居然没了？

没了？

3. 鱼朝恩截杀的不合理之处。

原著的截杀其实来自于岭南赵辛民，林邑奴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不过从创作者的角度想，这里的改动成全了荔枝四人组中的三人的重逢，与苏李二人的解开心结坦诚相待，这样的改动也就好理解了。

那么不合理在哪？

这很简单，李善德带的是圣上要的千里迢迢从岭南运来的荔枝，拿的是杨国忠的令牌，肯定时刻是有人盯着的，此外，这么大张旗鼓的陷阱和截杀，后期根本不好通气伪造，这种破绽属于鱼朝恩自寻死路，被杨国忠抓到他可别想混了。

从样貌就能看得出来，鱼朝恩是新秀，他其实是没那种能力跟杨国忠正面抗衡的，至少他们二人需要明面上的和谐。

但是电影里面两人的叫板已经到明面上了，就有一种把圣上当傻子的感觉。

特儿戏这就。

4. 更儿戏的来了。

圣人“国忠办的”一句的突兀之处——这句话反而使得圣人成为呈现争斗的工具了，事实上他应当是隐身的，这种隐身才能表现出阶层的森严与稳固。

杨国忠后面提到的那个“提了一嘴蜀地的荔枝比岭南的好吃”的人，其实是高力士。

杨和鱼的争斗其实都是在真正位高权重的高的掌控之下。

电影把这一环节隐去了，应该是为了叙事的精简考虑，不过他不仅隐去了高力士，还把高力士应有的角色任务移交给了圣人，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电影该有的zz恐怖感，整体观感也有点搞笑。

细想了一下，圣人说这句话可能是为了讨贵妃的欢心，毕竟右相国忠是贵妃的人，但是贵妃在这部电影里明显面目模糊，这又矛盾了。

这句话不应该由圣人直接说，而是应该由杨国忠自己介绍才对。

《长安的荔枝》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就是小民之怒，另一个就是官场博弈。

前者通过杨国忠令牌下人民苦楚与李善德的摊牌直斥表现，后者主要通过李善德在拿到令牌前后的待遇对比和杨鱼二人的抗衡。

整部电影是是前者表现得少，后者表现得浅。

总体而言，我给6.5/10，是一部较有诚意的商业片。

当然，我说的这些肯定有偏颇之处。

影视创作者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首先就是，如果真的像我说的这样加很多的人物和情节在里边，会不会显得很冗杂，作为电影的观感会不会变差？

所以他必须要做减法，他要突出重点亮点，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才可以。

因此，他的一些取舍我不能一锤定音地否定，我不能以我自己的观感概括所有观众的观感。

我只是以一个读过原著的人的角度来说。

最后还是得说一声，大鹏是一个认真的导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未来会更好的！

p1-3是原著杜甫提到的上好坊，p4-6是李善德抵达的上好坊。

谢邀。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把荔枝运到长安，只是电影前半部的内容，发明了运输方法之后的事情，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

李德善对抗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整个大唐自上而下的“系统性Bug”仅仅是为了测试出荔枝保鲜的方法，就用了1500贯。

而后续，为了把荔枝运到长安，赶上杨贵妃的寿辰，可谓是劳民伤财，累死多少人马，多少沿途的驿站百姓流离失所。

李善德结识的几位朋友，也因此被牵连。

真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有烽火戏诸侯，博妃子一笑。

李隆基这个畜生，也算是半斤八两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宰相杨国忠（刘德华饰演），只因是贵妃的兄弟，便手握大权，贪污腐败。

运送一次荔枝，就贪掉了25000贯。

李善德一路所见所闻，让他不由感慨万千。

李善德的好友，杜少陵，显然是捏他杜甫，号少陵野老。

杜甫的诗，就是在唐朝开始贪腐，进而转进安史之乱，国破家亡之后，同情生民疾苦为主。

马伯庸让杜甫来做李善德的好友配角，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骂封建社会的不公平，骂贪官，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肉食者鄙。

整部电影的商业制作水平成熟，节奏飞快，没有注水，前半段略有娱乐化俗世化，但后半段的升华，挺起了整部电影的高度。

以上是对电影的评价，接下来是对唐玄宗李隆基的评价。

总有人说大唐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能力很强，好坏参半但我觉得，这种论调既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

在我眼里，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垃圾。

一开始读史少，直觉他是个垃圾，但不敢发表非主流的观点，后面读的越多，越觉得他就一人渣。

每个人都说，唐朝是中国历史的盛世，鼎盛。

但非常反直觉——大唐李世民开国，精图励志，确实很强盛，但是传到唐玄宗不过百年而已，就差点灭国了。

开国626年，安史之乱755年，一共129年。

李世民结束战乱，鼓励人口生育和发展，把宫女还回民间，等等一系列措施，这有个发展过程，20年。

唐玄宗后期昏庸，享乐，任用奸臣，这又20年。

一来一去，鼎盛时期，不过80年左右而已。

安史之乱之后，中唐后唐在我眼里不过是苟延残喘。

开国的鼎盛，来自于东晋门阀政治协商拉扯，以及两百年混战的军事升级，而这些权贵到后期根深蒂固，必须被推翻重来。

黄巢更是把血洗贵族。

再说唐玄宗本人，很多人说他前期是个明君，后期是个昏君，老糊涂了。

这种看法就很不本质。

一个人昏庸的时候，才是他的真面目，才是他的本质。

他本身就是一个靠着阴谋权斗上位的小人，毫无格局。

汉武帝，唐玄宗，乾隆，都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代表。

且，都是在前任皇帝留下的厚底家业的基础上，大肆挥霍而已。

盛世，并不算他们的主要功劳，败家，却是他们的真实功绩。

且，乾隆败家，却也兜住了，汉武帝也勉强兜住底了，李隆基，却根本没兜住，直接导致灭国级别的战争。

不过是一个混球，自私，昏君而已，毫无格局可言。

安史之乱，他要跑路，都不告知其他官员，导致许多官员都不知道他已经跑了。

满朝官员，长安百姓，都被他直接抛弃。

为了防止哗变，直接把杨国忠，杨贵妃丢出去背锅，赐死。

他的真实水平和评价，应该类似于杨广，因为他做的事，只有杨广做过。

而且，前期他做出来的功绩，也并不是亲力亲为，不过是任用了有能力的宰相而已，尤其是张九龄，可以说是能臣。

开元盛世最大的功劳，不是他李隆基的，而是张九龄的。

但是张九龄早就看出安禄山不是好人，要杀安禄山，结果李隆基不仅没杀，还重用。

后期李林甫扳倒张九龄，昏君展现本色，任用安禄山，杨国忠，直接导致大唐完蛋了。

虽然大唐也并不是什么乌托邦。

《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就很好的点明了大唐外表华丽，富有四海，内在不过是腐败奢靡，昏庸无道的这一事实。

在封建王朝里，大唐鼎盛的一百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幻想。

但是，封建王朝，本身就是垃圾，没什么好吹捧的。

另一点，马伯庸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典范，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反抗精神。

既你拿规矩，社会压力，律法，官僚形式，腐败贪污，人情世故这一套来欺压我，你们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各自有各自的贪婪和目标，但这都无妨我坚持理性主义，坚持逻辑，坚持长远的考量。

他的主角很常见的设定，就是明算科出生，也就是数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文韬武略的治国方针下，数学理科不受待见，但是如今我们回头看，是数学物理才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杨国忠要敛财，地方官要自保，没人关心任务本身。

所有人都告诉你“不可能”“规矩如此”，用既有经验来扼杀所有创新的可能。

但是，理性主义技术宅，就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在数理技术的加持下，原本神仙也不可能把岭南的荔枝11天运到长安，李善德可以。

在数学计算下，你贪污吞并了农民的田，贪了就是贪了，几分几毫，给你算的明明白白。

再难的田地构造，也难不过微积分。

而土地兼并正是王朝陨落的开始，象征着地主阶级和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杨国忠靠着所谓的荔枝转运，压榨农民，驿站，一年就可贪25000贯，唐玄宗贪恋杨贵妃后宫美色，贪恋享乐，宠信奸臣，百姓流离失所，驿站冒着死罪逃走，安禄山趁机叛国，最终国破家亡。

李善德玩命运送的，不是荔枝，而是王朝的催命符。

安禄山正是看到了这种从上到下的糜烂，才敢悍然起兵。

而最终，在马嵬坡，那个曾经为荔枝一笑的杨贵妃，成了玄宗推卸责任、平息兵变的替罪羊。

多讽刺。

开始于一个女人的笑，结束于一个女人的死。

而那个真正该为一切负责的李隆基，却苟活了下来，安享晚年，做太上皇。

什么大唐？

李世民是大唐，昙花一现的盛世。

李隆基，甚至武则天，都不过小丑罢了。

所以，别再迷恋那个虚假的“大唐盛世”了。

李世民缔造的辉煌，早已被他不成器的子孙挥霍殆尽。

剩下的，不过是一场“君王与小丑”的狂欢，直到黄巢的铁锅将这一切彻底荡平。

《长安的荔枝》最可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在宏大的、腐朽的叙事之下，总有个体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李善德失败了吗？

从结果看，是的。

但从精神看，他赢了。

他证明了，在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中，理性、逻辑、知识和不屈的意志，为众生悲痛的博爱，能创造出凡人的奇迹。

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东西——不是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像李善德这样，在黑暗中试图用理性点亮一盏灯的普通人。

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明，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

非常开心看到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还原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大唐，那些腐败，压榨，剥削的真相。

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海明威说，我只同意后半句。

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坚持讲道理。

用浪漫的理性主义，去对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李德善生为一个底层牛马，从小人物的视角，去一点点的扒开那个虚伪的盛世，看见内在的肌理——腐臭的不是荔枝，而是大唐盛世的虚伪滤镜。

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覆舟的水，是百姓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