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近乎正常的家庭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到底是被忽悠进去说是喜剧 啊啊啊啊啊 但是貌似有时代性错误，杜少陵青年时期，李白在儿童时代说长风破浪会有时？

（如有不对别喷我 只能解释在背诗 但后面长辈的赞扬是在？

给五分的原因是真的沉重，情节设置暂且不提。

如鹅毛飞散的几十年，一辈子就过去了。

如鲠在喉完全哭不出来，一家人团聚甚至成了奢求。

真是应了那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好像甜只甜了一瞬，苦却苦了很多年。

你说大傻子老李幸福吗，虽然有算数才能却不受重用，满腔热血却堪堪一介小官，置办房产还要借贷佛庙，但是在那无限接近的，开满桂花的明天，一切都是有盼头的。

说到桂花，树的意向很多，木棉，朴素的名字，却有艳红大体量的花，白头的赤子从客乡赶回有妻女的“客乡”，木棉遍地。

寄托着父母传承的荔枝树，被逐棵砍掉真的很可惜，想到之前外公辛苦了半辈子培养的园子拆迁没了，因为总是觉得可以拖，可以等，等到一年的桃子熟了，也没有去找讨树的谈个好价钱，一个煮碗面都要向外婆寻求夸奖的人，将高过房檐的黄杨草草交与别人，扛着自己亲手种的树移到车上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最终也没有等到那年的桃子成熟，园子没了。

影片自认为最好的一段感觉就是从老李抵达长安开始的。

从未想过，一生被冠以沉郁底色的杜甫也能有如此豪情之时，长镜头推远几颗荔枝被抬上，没有出现杨贵妃的整张脸，一个红妆的嘴角，一只精致的巧手，抵在荔枝上，又轻轻放下，我个人认为这里缺掉的一个是被杨国忠吃的，祸国的妖妃从来是为无能的统治者专门定制的华丽遮羞布，但是正因艳丽，你的所作所为更无处遁形。

谢邀。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把荔枝运到长安，只是电影前半部的内容，发明了运输方法之后的事情，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

李德善对抗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整个大唐自上而下的“系统性Bug”仅仅是为了测试出荔枝保鲜的方法，就用了1500贯。

而后续，为了把荔枝运到长安，赶上杨贵妃的寿辰，可谓是劳民伤财，累死多少人马，多少沿途的驿站百姓流离失所。

李善德结识的几位朋友，也因此被牵连。

真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有烽火戏诸侯，博妃子一笑。

李隆基这个畜生，也算是半斤八两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宰相杨国忠（刘德华饰演），只因是贵妃的兄弟，便手握大权，贪污腐败。

运送一次荔枝，就贪掉了25000贯。

李善德一路所见所闻，让他不由感慨万千。

李善德的好友，杜少陵，显然是捏他杜甫，号少陵野老。

杜甫的诗，就是在唐朝开始贪腐，进而转进安史之乱，国破家亡之后，同情生民疾苦为主。

马伯庸让杜甫来做李善德的好友配角，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骂封建社会的不公平，骂贪官，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肉食者鄙。

整部电影的商业制作水平成熟，节奏飞快，没有注水，前半段略有娱乐化俗世化，但后半段的升华，挺起了整部电影的高度。

以上是对电影的评价，接下来是对唐玄宗李隆基的评价。

总有人说大唐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能力很强，好坏参半但我觉得，这种论调既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

在我眼里，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垃圾。

一开始读史少，直觉他是个垃圾，但不敢发表非主流的观点，后面读的越多，越觉得他就一人渣。

每个人都说，唐朝是中国历史的盛世，鼎盛。

但非常反直觉——大唐李世民开国，精图励志，确实很强盛，但是传到唐玄宗不过百年而已，就差点灭国了。

开国626年，安史之乱755年，一共129年。

李世民结束战乱，鼓励人口生育和发展，把宫女还回民间，等等一系列措施，这有个发展过程，20年。

唐玄宗后期昏庸，享乐，任用奸臣，这又20年。

一来一去，鼎盛时期，不过80年左右而已。

安史之乱之后，中唐后唐在我眼里不过是苟延残喘。

开国的鼎盛，来自于东晋门阀政治协商拉扯，以及两百年混战的军事升级，而这些权贵到后期根深蒂固，必须被推翻重来。

黄巢更是把血洗贵族。

再说唐玄宗本人，很多人说他前期是个明君，后期是个昏君，老糊涂了。

这种看法就很不本质。

一个人昏庸的时候，才是他的真面目，才是他的本质。

他本身就是一个靠着阴谋权斗上位的小人，毫无格局。

汉武帝，唐玄宗，乾隆，都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代表。

且，都是在前任皇帝留下的厚底家业的基础上，大肆挥霍而已。

盛世，并不算他们的主要功劳，败家，却是他们的真实功绩。

且，乾隆败家，却也兜住了，汉武帝也勉强兜住底了，李隆基，却根本没兜住，直接导致灭国级别的战争。

不过是一个混球，自私，昏君而已，毫无格局可言。

安史之乱，他要跑路，都不告知其他官员，导致许多官员都不知道他已经跑了。

满朝官员，长安百姓，都被他直接抛弃。

为了防止哗变，直接把杨国忠，杨贵妃丢出去背锅，赐死。

他的真实水平和评价，应该类似于杨广，因为他做的事，只有杨广做过。

而且，前期他做出来的功绩，也并不是亲力亲为，不过是任用了有能力的宰相而已，尤其是张九龄，可以说是能臣。

开元盛世最大的功劳，不是他李隆基的，而是张九龄的。

但是张九龄早就看出安禄山不是好人，要杀安禄山，结果李隆基不仅没杀，还重用。

后期李林甫扳倒张九龄，昏君展现本色，任用安禄山，杨国忠，直接导致大唐完蛋了。

虽然大唐也并不是什么乌托邦。

《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就很好的点明了大唐外表华丽，富有四海，内在不过是腐败奢靡，昏庸无道的这一事实。

在封建王朝里，大唐鼎盛的一百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幻想。

但是，封建王朝，本身就是垃圾，没什么好吹捧的。

另一点，马伯庸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典范，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反抗精神。

既你拿规矩，社会压力，律法，官僚形式，腐败贪污，人情世故这一套来欺压我，你们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各自有各自的贪婪和目标，但这都无妨我坚持理性主义，坚持逻辑，坚持长远的考量。

他的主角很常见的设定，就是明算科出生，也就是数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文韬武略的治国方针下，数学理科不受待见，但是如今我们回头看，是数学物理才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杨国忠要敛财，地方官要自保，没人关心任务本身。

所有人都告诉你“不可能”“规矩如此”，用既有经验来扼杀所有创新的可能。

但是，理性主义技术宅，就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在数理技术的加持下，原本神仙也不可能把岭南的荔枝11天运到长安，李善德可以。

在数学计算下，你贪污吞并了农民的田，贪了就是贪了，几分几毫，给你算的明明白白。

再难的田地构造，也难不过微积分。

而土地兼并正是王朝陨落的开始，象征着地主阶级和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杨国忠靠着所谓的荔枝转运，压榨农民，驿站，一年就可贪25000贯，唐玄宗贪恋杨贵妃后宫美色，贪恋享乐，宠信奸臣，百姓流离失所，驿站冒着死罪逃走，安禄山趁机叛国，最终国破家亡。

李善德玩命运送的，不是荔枝，而是王朝的催命符。

安禄山正是看到了这种从上到下的糜烂，才敢悍然起兵。

而最终，在马嵬坡，那个曾经为荔枝一笑的杨贵妃，成了玄宗推卸责任、平息兵变的替罪羊。

多讽刺。

开始于一个女人的笑，结束于一个女人的死。

而那个真正该为一切负责的李隆基，却苟活了下来，安享晚年，做太上皇。

什么大唐？

李世民是大唐，昙花一现的盛世。

李隆基，甚至武则天，都不过小丑罢了。

所以，别再迷恋那个虚假的“大唐盛世”了。

李世民缔造的辉煌，早已被他不成器的子孙挥霍殆尽。

剩下的，不过是一场“君王与小丑”的狂欢，直到黄巢的铁锅将这一切彻底荡平。

《长安的荔枝》最可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在宏大的、腐朽的叙事之下，总有个体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李善德失败了吗？

从结果看，是的。

但从精神看，他赢了。

他证明了，在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中，理性、逻辑、知识和不屈的意志，为众生悲痛的博爱，能创造出凡人的奇迹。

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东西——不是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像李善德这样，在黑暗中试图用理性点亮一盏灯的普通人。

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明，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

非常开心看到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还原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大唐，那些腐败，压榨，剥削的真相。

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海明威说，我只同意后半句。

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坚持讲道理。

用浪漫的理性主义，去对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李德善生为一个底层牛马，从小人物的视角，去一点点的扒开那个虚伪的盛世，看见内在的肌理——腐臭的不是荔枝，而是大唐盛世的虚伪滤镜。

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覆舟的水，是百姓的泪。

大鹏很聪明，他深谙观众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以及很懂得投其所好。

从《年会不能停！

》的票房和口碑就能看出来，完全戳中了观众的心窝子，毕竟站在山峰仰望天空的人还是少数，多数是那些受制于上级的压榨，受困于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并日以继夜埋头苦干想要努力攀上高峰的纯牛马们，把无数人咽进肚子里的苦水和无处宣泄的愤懑情绪，一股脑倒出来，爽快、过瘾。

想要名利双收，需要对生活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懂得站在观众的视角看问题的诚意。

到了《长安的荔枝》，金三角的权力结构体系变得愈发明确和直白，大鹏这次甚至有点投机取巧，让观众又共情了一把。

身为牛马的我们都能从中看到自个的影子，上级一发号司令，不管你是能干还是不能干，不管你的死活，踏马必须完成。

讽刺的是今天刚经历完暴风雨般的战斗，晚上看完深觉这不就是我吗，差点没笑死。

临危受命，在相当紧迫的时限内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需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就怕干不死你。

昨天两个人苦战了十一个小时，十分钟吃饭，两分钟撒尿，腰干断，脚站麻，手干折，只不过沦为阶下囚的李善德是因为一些水果，而挨批需要扣钱的我们是因为一些面包。

怒吼一声劳资不想干了，潇洒走人的画面这两天在脑海里浮现了一万次，但还是忍了，要命的点还不敢和老板叫嚣，自觉真的太孬种了，就是个怂包。

李善德一脸苦相和无能为力的样子，仿佛就是我俩的写照，是真苦笑了一天，大家只不过挂个名号，实际根本没啥权限。

最搞笑的是这个月发工资，财务相当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你现在已经到另一个级别了，我顿时眼前一亮，瞄了一眼工资条，累死累活踏马就涨了一百块， 这饼画得已经大到于无形了，一个字：绝！

成了最近我们茶余饭后的笑话，好比最后李善德捧着的“施舍”。

说白了只不过换了个背景，亘古不变的体系依旧能与当下的格局划等号。

大鹏讨巧的点在于用盛唐的外包装讲了讲与时俱进的牛马不易和讽刺以权谋私的官僚体系，以及极权主义的残忍和腐败。

实话说这片绝非烂片，但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体系架构有些单一和片面，人物塑造也有些单薄，只是很多点累积在一起让观众觉得对味，例如打感情牌，提供情绪价值；背着房贷在一个位置苦熬，做人不圆滑基本没出路还容易得罪人；每天加班加点好处占不到倒霉事第一个想到我，锦上添花的人大有人在，雪中送炭的人少之又少，没落井下石就该偷笑了；想办个事，到处踢皮球，不给点好处还真难办；好在职场无情，人间有爱，但些许美化成分明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牺牲了多少财力和人力，甚至拼上老命的一路折腾送来的鲜荔枝。

只不过是上面的人不知从哪听来的消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是不是离谱，一道令下，弱势的你就必须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劳民伤财，到了最后味都没尝，太奢侈，太讽刺了。

为了点荔枝，有的人没了家，有的人没了命，牺牲太大，上面中饱私囊，纸醉金迷，下面累死累活，民不聊生，垮台是早晚的事。

这片让我有点想到了电影《生之欲》，作为没啥权势的牛马实属不易。

曾经怀着单纯的想法和美好的期盼来到心仪已久的大城市，以为可以大展拳脚，节节高升，干出一番事业，结果事与愿违，碌碌无为，鸭梨山大，回归小地方轻松点过活，也是当下的一种趋势。

时过境迁，抬头一望依旧还能听到欢声笑语，低头一看你我依旧还在拼死拼活的干，而且越来越难干，越干越憋屈，大环境不好，当下真不敢轻易离职，上头的各种吩咐只能照单全收默默接受，没有反抗的余地和底气。

最后李善德吃着荔枝流着辛酸泪，我啃着报废的面包看得我心酸，竟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李善德是幸运的是理想的，即便捅破了窗户纸还能保下条小命，还能和妻女归园田居。

而我们只能在电影院里享受两小时的轻松，一觉醒来还得回归牛马生活，不知何时是个头，做人真特么难啊！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上周我就看了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在豆瓣上只留下了六个字的短评：有点平，差口气。

是的，虽然片子叙事流畅，该有的都有，但看完全片，我的情绪始终没有被完全点燃。

片尾响起时的音乐悲壮悠长，大鹏所饰演的李善德骑马狂奔，眼神坚定而悲凉，身形孤绝而沉重，一切都在试图激发观众的情绪高潮。

但对我来说，它始终没能抵达。

这种“无限靠近却最终没有抵达”的观感，是一种特别难受的体验——你能看到主创试图呈现出的方向是对的，镜头是对的，意图都是对的，但唯独最后那点最该炸开的情绪，还是没有被引燃。

毫无疑问，大鹏一直是在进步的，从早期的《煎饼侠》到后来意外的《吉祥如意》，再到《缝纫机乐队》《保你平安》这样的类型练习，《热烈》的商业融合尝试，直到这次的《长安的荔枝》，他所交出的每一份答卷都在持续优化，且后面几部作品都遵循着稳定的三幕戏逻辑：前段轻松诙谐，中段拉出矛盾，结尾一定要走一波“情绪高潮”。

这种类型的熟练掌控，放在国产导演里，其实已经很可贵了。

但也正因为他越来越“工整”，所以当这种技巧没有与真正足够有力量的剧作相结合时，观众反而会觉得“技巧感”盖过了真实的冲击力。

这就是我对《长安的荔枝》的主要感受：从节奏、表演到视听语言都足够娴熟，唯独缺了点真实的痛感与触底反弹的力量。

相比之下，《保你平安》就处理得更好，那份温吞背后的力量，是通过人物与群像之间的连接铺出来的，而不是靠几幕戏与BGM突袭来硬拉。

回到《长安的荔枝》的故事本身，大家都知道了，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篇幅不长，但意涵深厚。

这个设定本身极具讽刺意味——“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唐诗背后藏着多少权力荒唐与民生苦痛？

这是一个注定要指向荒诞与悲剧的历史命题，它本该是一场对“使命”与“牺牲”的反思，是一个小人物在历史巨轮下挣扎、清醒、觉醒、最终殉道的过程。

但在电影前半段里，这份本应锋利的荒诞感却被大幅度“喜剧化”了，可以说是唐代版的《年会不能停》。

各种喜剧桥段及台词极度现代化，直接把唐代的底色抽空了，人物也变得像是穿着古装说段子的当代社畜。

付航、刘仁铖、童漠男等一众喜人对主线几乎毫无帮助，且喜剧效果实在一般，你很难说这是一种有效“解构”，更像是一种对电影本身的稀释。

本质上这是一种剧作策略的错配：主创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如何用群像撑起前半段的笑料、如何让“送荔枝”变得热闹、如何照顾喜剧节奏，而忽略了这个故事原本的宿命感与崩塌感。

在故事里，除了主角李善德，其余几乎所有角色都显得极度功能化。

白客饰演的苏谅，从利用李善德到转而帮他，两人的关系推进太快了，后面的崩盘到和好也非常莫名。

杨幂饰演的郑雨婷几乎就是一个“名场面工具人”——她的戏份几乎全为最后木棉花飘落做铺垫，人物本身并未真正参与推动叙事。

而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等也很脸谱。

在这样的设定下，整部电影几乎架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脊背上。

他太孤独了，不是故事中的孤独，而是剧作逻辑的孤独：他是唯一有动机、有成长、有命运重量的人物，其余人都像是他通往命运终点路上的道具。

你可以看到大鹏演得很用力，骑马那段眼神真切、身姿悲壮，音乐也层层递进。

但情绪就是没上来——观众无法和他一起燃烧，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并没有真正和他一起同行，而是一直被隔在“看他表演”的距离之外。

所以我说，《长安的荔枝》最遗憾的，不是它哪里做错了，而是它太努力、太想对了。

主创的每一次选择你都能理解，他们想做一部有现代性、有悲剧底色、有商业节奏、又不失表达深度的电影。

但这些目标一旦无法完全兼容，就会互相博弈，此消彼长。

这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一个创作定位上的错位。

真正能击中人心的作品，往往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而是最真诚、最纯粹、最知道自己要干嘛的那一个。

《长安的荔枝》就是想要的太多，也做得太多，就如同演员表里那一长串叫得出名字的演员一样，他们轮番出场，本以为会为电影增色，但处理不当只会让电影变得臃肿而破碎，大鹏，是时候做些减法了。

题图：《长安的荔枝》海报你还可以：这根本不是超人！

姜文看了，不推荐🌇夕阳自由计划：//2022年7月初，建了个叫做“让我看看你那里的夕阳”的群（后台回复“加群”）//今日份，来自@小星星，摄于7月18日。

整体完成度尚可。

与剧版相比，聚焦主线，节奏紧凑，但毛病不少。

一是，除了大鹏自己演的李善德，几乎所有角色都浮皮潦草。

何启光、赵辛民一线，除了给块牌子，没有对故事产生任何影响，林雪恶狠狠地射了个靶心，结果啥事也没发生，就蹭一下不进来。

连蹭都没蹭上的就是宋小宝、付航、刘旸和那帮莫名其妙的香蕉园的人物。

喜剧圈的一帮流量全来混个脸，大鹏的面子都给足了，但消耗了大量节奏，代价就是与关键人物苏谅、阿僮、林邑奴的三条线都是流水线，没有抓人的关键性发展。

尤其是苏谅这条线，他与李善德之间的权钱交易何以转化成可贵的友谊，缺可信的铺呈。

阿僮一线，李善德就干了半天农活，她就把所有荔枝保鲜之法全盘托出，李善德对转运之法的唯一贡献就是悟出来“运树干”，给人感觉运荔枝好像不是很难。

二是，正因为前期转运之法来得过于轻松，为了体现此事之难，必须增加很多戏剧冲突，就属于“没苦硬吃”。

典型的就是三场戏：一，林雪请吃饭，李善德刀架脖子上都不愿意去，这是啥情况？

就为了拍一场马戏一样的动作戏。

不然何启光和赵辛民真没啥戏份了。

二，八个驿站逃了人，戏肉放在苏谅带船救场。

不是，你李善德火急火燎地在山路上跑，你苏谅走水路都能救驾，那干嘛不直接走水路？

为了圆这个漏洞，苏谅貌似解释了一大通，但我很认真听了也没听明白。

林邑奴跑断腿传信，为何带回来的是苏谅？

只有一个解释，剧情安排。

三，鱼朝恩安排的最后伏击战，更是为了动作而动作，而且动作编排极其技拙。

其实是可以改的。

剧情得让鱼朝恩做个恶，这个我同意，但不要安排拙劣的伏击，可以安排那八个空空的驿站。

先前有场戏是右相榨取民脂民膏，驿站百姓苦不堪言，但没说要逃。

然后是鱼朝恩与右相矛盾爆发，改写这一场，鱼朝恩对下属说“荔枝不能运来了，再添把火”，再剪驿站百姓再被鱼朝恩势力压榨一道，由此权力之争转化为压垮百姓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驿站空了，成了转运之途中最大险情。

然后林邑奴跑死了，马儿也都跑死了，不妨碍李善德最后的“一骑红尘”。

三是，喜剧成色不佳。

确实大鹏身上的标签摘不掉，喜剧类型终究要混合进去，但勾兑得很生硬，也很低级。

本片的主旨是前后割裂的，前半场是“职场牛马”，后半场是“江山社稷”，喜剧元素质量不高，导致只能加在前半场，而且加得很浅薄——领导画大饼就拍个啃大饼，衙门踢皮球就拍个踢蹴鞠，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猜成语”，卓别林时代的喜剧技巧都要高明很多。

加上各种莫名奇妙的网络流行语的乱入，不断消解了前期李善德接下“死差”的绝望感。

一边是大号字幕写着“离庆典还有多少天”，一边是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行走街巷，这种油腻的安排相互冲突，让观众找不到合适的心情去期待后续的剧情。

四是，一些电影手法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全景的航拍，中间非要来个加速，毕志飞点了赞；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并排行走街巷（没错我就要吐槽两次），陈思诚点了赞；然后是木棉花的特效，好家伙，都能铺满长安城了，这CG感，艾莎女王点了赞，我都想唱《SHOW YOURSELF》。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拍这样剪，观众的审美已经越来越高了，别期望我们在这种镜头前鼓掌。

目前看，专业影评圈对大鹏一片赞誉。

看来大鹏人缘不错。

————————2025.7.20补充回应——————1.有友邻好心给我解释苏谅最后救场的剧情安排是怎么回事，统一谢谢。

也有人讽刺说我电影都没看明白还搞批评，我就笑了。

这一段的问题之关键，不在剧情内苏谅救场的合理性是否表达清楚，而是在剧情外苏谅救场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到了最后运输这一段，对李善德来说，心理基调是凌冽严峻的，因为李善德此时生理上到达体能极限，心理上背负的是“众叛亲离”的债，时间紧迫，生死攸关，弦是紧绷的。

他是内心良善的小吏，此时负了苏谅，负了阿僮，这是戏的力量所在，所有剧情安排理应往加重他心理负能量的方向使劲。

在这个阶段，小说也好，剧版也好，苏谅都已经离开主线，因为提供负能量的功能已经完成。

但电影版的这时，苏谅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之前积累的那一点负面情绪消融了。

友谊万岁！

我原谅你了！

我要走自己的道！

你最终还是得靠我！

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在把情绪节奏往相反方向拉。

苏谅长篇累牍地解释一段，就是在找补。

电影节奏快，台词这东西，写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长长的一段，如果非要写得很长很绕，也必须是推动主要矛盾的关键信息（况且哪怕是这样都是很差劲的台本）。

但是苏谅这段又长又臭的台词，就是在为自己的出现找补，无关剧情，只是在补逻辑，为的就是这一段廉价的、错误的慷慨激昂。

2.我一般没兴致也没时间写长篇。

推动我写的动力，一般就是一种逆反——当市场营销往一个方向点火（不管是吹捧某作还是贬低某作），而我个人观影感受却与之相背离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睁眼说瞎话，就会写一篇长评论吐吐槽。

近年来，我吐槽国外电影的多，批评国内的少，呵护国内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观众不配看到更好的国产电影。

我最愿意看到国产电影崛起，但应该是真正的崛起，而不是捧杀。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整体完成度是不错的，尤其我特别认可最后荔枝送上桌的这一段（这段确实拍得好）。

但上映之前，很多营销号都吹得太过了，调门起得太高，接不住。

这对电影圈不是好事。

大鹏身为导演，才华横溢，我说的电影里毛病，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这么拍，就是为了迎合制作方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所做的妥协。

我希望这些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能帮助国内电影人多一些创作上的坚持。

影市低迷，但不能捧杀，这个市场呼唤更好的电影，也值得更好的电影。

如果能多一点坚持，本片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电影拍出来了，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供后人评说。

编剧导演写着大鹏名字呢。

大鹏这次进步了，但是不是有一个优秀文本的支持呢？

以往作品的主题都是聚焦小人物圆梦的故事，说不好听是屌丝逆袭，说好听是小人物奋斗史。

但多少都带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影子，给人一种光有口号，只打鸡血的悬浮感。

悲情有但很有限，现实有但真不多。

所以情绪铺的很满，但都是不切实际不合逻辑的强行剧作。

这次荔枝却是彻头彻尾的悲喜剧，甚至悲情更甚，现实更深，情绪更透彻。

这一次小人物没有主角光环的加持，没有理想主义的高歌。

只有在强者政治下的挣扎和不堪。

换句话说，以往他的作品，很多人帮屌丝，靠人事，这一次李善德只能自己帮自己，靠天命。

大鹏的电影我一直不太喜欢的原因就是它太土，所谓的土是塑料感的类型片，土味低级硬煽，更直白的表达，更大众化的浅显。

叙事的连贯被打乱，加入太多的情感输出，导致情绪的转折生硬，太多鸡血。

是很燃，很感动，但太假太空太做作。

这都是他作品的缺点。

但这一次大鹏确实弥补了这些缺点，悲喜的转折巧妙自然，叙事的逻辑通畅无比，情绪有了惯性。

整体观感很舒服，全程都在为李善德这个小人物的处境而担忧，但又拒绝过分卖惨，将更多笔触聚焦在官场现形记和强权大人物的剥削。

但可惜是电影根本没有野心去批判整个朝廷体制的腐败，只是把过错归咎在奸相一人身上。

总之，大鹏擅长的小人物的书写，是建立在一个优秀文本的基础之上。

在情绪和叙事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有笑有泪，悲喜交加，在商业类型片的探索中更成熟了。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每次看完大鹏导演的新电影，总是惊讶于他的进步之大。

电影《长安的荔枝》是他的新高度，表达商业，符合当代审美。

马伯庸的原著严谨考究、行云流水、余味悠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小说也就七万字，篇幅适中，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是最合适的体量。

骨架既有，填充肌肉和经络还是颇考功夫。

创作者遵循小说架构去设计剧本，节奏打点精准，喜剧主要集中在前面，以轻快的笔调写沉重的主题，表面喜乐实则悲凉。

开篇即以“荔枝使”来布局，点出这场“荔枝鲜”背后的权力游戏。

随后，快速勾勒出人物形象——上林署九品监事李善德，从意气风发少年郎初入城起笔，继而铺陈长安百态和人到中年的官场浮沉，各阶段像极了职场中的我们——早高峰、喊口号、背锅、加班、被抢功，耗费半生才换来一间陋室，还得面临房贷重压。

马上就引出接下来的核心事件——掉入同僚设下的陷阱，接下了“荔枝使”这个烫手山芋，这任务也像极了职场中被强加的不切实际的绩效指标。

刘署令对李善德的威逼利诱，找替死鬼、许诺升职都是典型的职场PUA和画饼行为。

唯有家庭生活是职场外的温馨港湾，妻女的陪伴使仕途少了一点寒苦，多了一点红袖添香的浪漫温情。

听说岭南荔枝最为美味，圣人为博贵妃一笑，要派人将鲜荔枝从五千里之遥的岭南运到长安。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这个任务天然具备强烈戏剧性。

看似升迁美差，实则生死茫茫。

李善德的个人命运、家庭未来与任务成败直接绑定。

而破解之道，唯有依靠算学和实验不断试错，将原本的不可能一步步变成可能。

故事分阶段呈现了他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种任务驱动型叙事，让角色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观众仿佛跟他并肩同行。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有了可视化的还原，特别是双层瓮、移栽法、格眼簿子、转运舆图等，又辅以台词的解释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保留了逻辑的严谨性。

因为李善德精于算学，数字贯穿全片，倒计时数字营造出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和速度感。

李善德的理科生思维，助他一步步破解难题，展现了逻辑思维的力量。

从算房贷的数字到荔枝腐变时间，再到转运路径，还有与杨国忠对峙那场戏，是数学的纯粹理性与权力的激烈对撞。

数字不仅是情节要素，更成为衡量人性代价的标尺。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流血牺牲，路程、时间、成本，都在提醒人们关注宏大叙事下的个体苦难。

另一个重点是官僚体系的运作，李善德返回长安调配资源，却在官场中遭遇了连续的“踢皮球”（门前广场还真有几位官人在踢球），简直就是“官场现形记”的生动写照。

职场老登们各个推诿，活脱脱与打工人推进项目时的遭遇如出一辙，流程繁琐、部门推诿、避重就轻，好一句"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的职场潜规则。

与杜少陵一番牢狱深谈后，李善德终于开悟了，他将转运计划全然献给杨国忠。

后者对于“流程”的论断是这么说的：“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这里是对小说原文“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的改写，虽然只是换了角度，但从杨国忠嘴里说出来更有威慑力，实为权力本质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弱者被规则束缚的现实。

李善德之前被流程卡死，现在又借助特权跳过流程，他拿着这块无人敢挡的牌子，被一路开绿灯，他亦有获利：房贷已清偿，同僚对他马首是瞻，那一幕颇有几分胡建林“裁员广进”的意味。

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几个关键时刻没能挺身而出——人微言轻和默许砍林，这是体制对个体价值观的异化。

当他目睹驿站内人去楼空的破败景象时，那句“即便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再次回荡耳畔，他开始觉醒了，这才有了之后对异化的反抗。

李善德、驿卒、荔枝农和林邑奴，都是体制内谨小慎微的螺丝钉，都是上层实现目标的工具，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被系统性地忽视，这就是牛马被资本或体制“工具化”的写照。

算学能算转运之法，也算清了杨国忠这潭浑水里的利益链条。

杨国忠所说的荔枝转运费的布资方法竟是通过强征劳役、克扣驿银来抵免税赋，它将国家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农民阶层。

李善德的斗胆对峙揭开了这盛世画皮下隐藏着的残酷现实，或许地下的腐败早就盘根错节。

那些小官踢皮球还要遮遮掩掩，右相却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中饱私囊。

李善德为百姓发声，是他人格觉醒后的呐喊。

故事讲到这儿，早已超越了荔枝转运的故事，而指向了一个纷乱无道的社会中，众生的面相和处境。

电影美术给杨国忠所处环境的描绘很有想象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堂里抄经拜佛，佛堂中布满一圈圈佛像和供物，甚至有个他用佛眼窥伺的镜头，这种设定与他的所作所为形成天然反讽。

在古代，寺庙就是皇家的政府机构，杨国忠的几次出现都是在佛堂之中，这个角色的可怕之处，在于将宗教的力量包装成统治的权力，整个寺庙都在他的独裁之下。

他自己可能也并非真正信仰，而是修阴功来消除业障。

在冷冰冰的任务面前，人物之间的情谊尤显温暖。

杜少陵的理想主义（“何不向前拼死一搏”），与李善德务实的态度（“我今天回去就跟娘子和离”）形成对照，两人的互动反映了理想与现实是相互的。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是跟利益捆绑的，却因为一句“人微言轻”，坏了友情跟利益，但在李善德一夜白头的无助时刻，友谊还是超越了利益，毕竟是“同袍”过的兄弟，能够逆水行舟，令人动容。

说句题外话，苏谅买马时之所以能与马共情，是因为那匹马是上届神驹的弟弟，也是一匹被哥哥压制的马。

李善德后来的戏言：“我也有一个压制我的哥哥”，正是他看穿了苏谅的心事，用一句轻巧的调侃道出了彼此间深藏的共鸣。

李善德和林邑奴的关系跨越阶级，体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让林邑奴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

林邑奴对“去长安”的执念，代表了一种信念。

他在最后时刻牺牲护主报一酒之恩，仍吐出这三个字，着实悲壮，也提醒着李善德不要倒在失败的地方。

阿僮和李善德只想交朋友，不讲谈生意，两人都把“家”看得最重要。

荔枝林的砍伐，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破坏，更是族群精神根脉的斩断。

阿僮对家园的守护如同李善德对家的坚持，家始终是支撑一个人持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家也是李善德荔枝路上难以割舍的牵挂，他以木棉花象征对家的思念，格眼簿子的终点也插着它。

所以他全力以赴，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为了能够回家。

大鹏导演在制作特辑里说过：“如果说送荔枝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大事，那么带木棉花是他真正想做的那件小事，小事比大事在他心目中还重要。

”那夜的一骑红尘，他与妻女短暂相遇，竟无暇驻足，此时布袋撕裂（前面有交代这布袋是在悬崖边被砍了一刀），火红的花瓣拖尾飘散，好似烈焰照亮整条街。

此刻无须言语，就能触达心灵，成为全片最富诗意的浪漫瞬间。

故事没有停留在“成功送达”的虚假欢呼上，而是揭示了“面子工程”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且不合理的代价，社会资源被大量动用，而实际成本却由社会底层承担。

小说中李善德与杨国忠的对峙有了最直观的呈现，李善德依旧运用算学戳破杨国忠，质问他“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这里完成了自我人格的重塑，这是弱者对强者这种扭曲成功学的彻底否定。

结尾多个处理都留有余韵，没有去拍贵妃诞辰庆典的奢华，圣人与贵妃都是虚化处理的，镜头只聚焦于装盘的几颗荔枝。

在众多果盘中，它并不起眼，甚至有种受到冷落的虚无感。

这样的对比，具有高度概括性。

贵妃也只拍到她的唇，这一笑，或许是馋嘴之笑，又或是受宠幸的笑。

本片最震撼之处，就是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个典故，是古人编织成的红颜祸水的谎言。

杨国忠说岭南的荔枝也就那么回事，不知道是谁在圣人面前提了一句，说岭南的荔枝比蜀地的好吃。

并不是贵妃想吃，而是有人给贵妃下了这样的断语。

在古代，“红颜祸水”总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男权社会最隐秘的暴力之一，电影抨击了这种思想。

那只伸向盘中荔枝却又收回去的手，绝非无心插柳，恰恰让贵妃自证了清白，为历史赋予了温度。

李善德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让人看到了由死向生的希望。

险些被杨国忠一杖打死的他，被圣人赐予的绿李换回性命。

圣人为什么送绿李？

因为李子和圣人（唐玄宗李隆基）同姓，李善德又因为一些水果而活了下来，好像是用水果（荔枝命）换了一些水果（绿李命）。

最后苏源说的人在长安的“大傻子老李”，当然是说李善德。

但作为观众的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同姓的圣人，毕竟那位老李最后带着贵妃跑路了。

李善德在长安的最后时刻已经看到了大唐衰微，发配岭南之后，长安进一步崩坏。

“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故事完成终极反讽。

李善德拼命维护的长安盛世轰然倒塌，而他在当初被砍的岭南荔枝林中载下新苗，泥土的芬芳覆盖了长安的血腥，看似流放的他实则获得了内心平静。

狂吞荔枝，是他对长安执念的祛魅。

过去只在画中见过，护送路上珍视如宝的荔枝，如今可以自由地为己所尝。

他终于摆脱了体制的异化，回归了生活本质，找回了人的本真，对权力中心彻底决绝背弃。

这呼应了现代人对“初心”、“内卷”及“生活意义”的思考，这个角色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

包括结尾处再度插入了开头那段意气风发少年郎的开场白：“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同样一段戏，出来的味道已截然不同。

最后再度出现了电影片名，也与开头的片名做出区分：前面的片名“长安”二字金光闪耀，后面的片名“长安”二字是血色蔓延开来，开场白和片名都采用了首尾对仗的做法，配合着结局的落点，心境早已不复当年。

大鹏导演这次在叙事方面有了十足长进，他的电影观念也在大大进步。

片中的光影效果，是基于影片故事情绪及摄影美学来创作的。

空间和地域感也很出众，既有长安宫阙的宏伟肃穆和压抑苍凉，也有岭南荔园的繁茂葱郁和生命张力，各阶层的角色贯穿起这两极。

对唐代官制的考究，上林署、司农寺、经略府等、还有长安各坊、岭南风土的异域风情，共同营造出真实的历史氛围。

《黑悟空》作曲翟锦彦的配乐也很突出，特别是骑手与林邑奴并驰时出现的曲子，有种空灵、飘渺的意境，是气氛主导的氛围乐；陈楚生演唱的片尾曲《庙堂之外》余音绕梁，彭飞的曲和唐恬的词珠联璧合，尤其是这首词，将古风和白话结合得自然，如誓言般，像是对自己的承诺，也像是在宣告一种态度，有种“士大夫精神”。

段落间长短句交错，有朗诵感，又富音乐性，从日常叙事到胸怀天下，节奏由缓入急，再归于平淡，很有戏剧张力。

《长安的荔枝》最大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历史故事的范畴，击中了现代人在职场中的种种境遇。

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体制内的个体挣扎始终具有相似性。

而人性的光亮，永不熄灭。